景时，也别有一番惬意。
车子驶过一家杂货店，我急忙出声叫停司机：“等等等等……靠边停一下！”
我往杂货店冲去，后面车子也“呼啦啦”一群人下车。
导演冲到杂货店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结账了。
看着厚厚一沓红包，导演的嘴角剧烈抽搐：“用买这么多红包？”
“你不懂，我们家在村子里的辈分有点高。”
除了红包之外，我还准备了很多零钱。
我们这里的规矩，压岁钱是为了压岁，里面装的钱不能太多。
更何况，到时候小辈一个个给我磕头，那么多钱我也给不起。
年二十九当晚，我带着导演和工作人员们，去了小镇上的一家旅馆。
店主没有想到大年三十还有生意，笑着夸我带动了小镇经济发展。
年三十当天年夜饭，导演撺掇我爸在村子广场上搭一个台子给村里老少表演节目，被我爸当场婉拒。
“不要着急。”
我安慰导演：“我们这里不兴年三十晚上串门，都在家里待着不出来呢。
等明天初一，咱们再表演。”
“行吧。”
导演说。
大年初一，我们这儿流行起五更。
凌晨四点，导演和摄影师门敲响了我家院门。
彼时，柏枝四布，篝火通明，三年不放的鞭炮声再次响起，小孩儿在我家院子里蹿来跑去。
我妈给导演组开门：“大家都来拜年，家里有点乱，麻烦担待着点。”
导演一边跟着我妈往屋里走，一边笑：“嗨，我们什么没见过—”紧接着，导演便愣在了原地。
我穿着红色小夹袄，手上拿着厚厚的一叠红包，坐在主座。
“刚刚给我妈拜完年了不是？
现在到我了，一个个来，今年红包很多，不要急。”
盘香低悬，烟缕袅袅升空。
愈发衬得面前的场景不太真实。
的确，广大网友没有看错，腊月二十九，我和顶流，影后，天王的目的地，都在同一个村子里。
而此刻，他们三个人，正在争先给我磕头拜年。
影后是第一个：“小姑妈，新年快乐！”
我把最厚的那个红包递给她：“乖。”
顶流是第二个：“堂姑姑，越来越美呀！”
天王那一支在村里辈分最低，早早出去闯荡多年不回村。
为了弥补，他磕头磕得最实诚：“姨奶奶，...
